邓子恢(1896—1972)，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农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福建龙岩人。1913年入龙岩中学学习。五四运动中受到革命洗礼，创办进步刊物《岩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暴动副总指挥、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七团党代表，领导了闽西农民起义和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闽西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1931年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1935年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历任华中军区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等职，参加领导华东、中原、中南地区的解放战争及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兼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委副主席等职，领导了中南地区的土改和各项民主改革运动。1953年后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出了发展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方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些主要问题提出了正确意见，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等等，受到不公正对待。“文革”期间惨遭迫害，因病1972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1981年3月冤案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邓子恢最重“闽西情”
       邓子恢是新中国的农业专家，曾身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他在农业问题上曾与毛泽东发生过矛盾，但两个人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闽西的革命岁月中就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前不久，邓子恢的儿子邓淮生深情讲述了父亲和毛主席的一段交往，并称这一直是父亲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
邓子恢为病中毛泽东炖牛肉汤
         2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颇费周折。1929年3月，一直在闽西闹革命的邓子恢闻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从井冈山出发，经赣南杀向闽西、长汀时异常兴奋，他深知红四军的到来将极大改变闽西的局面，便星夜赶往长汀会见毛泽东。还没有赶到，红四军又撤离长汀向瑞金进发。邓子恢知道红军神出鬼没，于是写信请求红军入闽，红四军决定重返闽西时，毛泽东也回信要求邓子恢务必于5月22日在蛟洋见面。等邓子恢到了蛟洋，红军因战斗需要又向龙岩推进，一心想见毛泽东的邓子恢马不停蹄又奔向龙岩，最后终于在龙门追上了红四军大部队。红军官兵平等，凭肉眼很难辨认出谁是部队的指挥员。经多次打听，才见到了衣着简朴，而威名远扬的毛泽东、朱德。首次见面，举止不凡的毛泽东给了邓子恢深刻的印象。
       到了1929年6月底，毛泽东不再担任红四军主要领导职务，他来到闽西休养，一蹲就是五个多月，特别是在苏家坡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邓子恢与毛泽东交往甚密，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探讨马列主义理论和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邓子恢为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见解所折服，视毛泽东为师长和益友，毛泽东也非常看重邓子恢。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不但处境不顺，还患上恶性虐疾，身体肿得很厉害，十分虚弱。身为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对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非常关心，托人买来牛奶、白糖，每天炖牛肉汤、炖老母鸡为其补充营养，并找来当地最好的医生医治。邓子恢与毛泽东不以利交、不以势交而是危难之中显真情，这样结下的战斗情谊是最深厚也是最牢固的。由于邓子恢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渐渐恢复了健康。不久，痊愈的毛泽东精神抖擞地重新走上了红四军领导岗位。1934年，毛泽东随主力红军开始长征，邓子恢留在了南方坚持斗争，两个人不得不拱手告别，这一别就是12年，直到1946年俩人才在延安重逢，毛泽东高兴地送给老朋友一张照片和一条毛毯。
       两位地方同志也一块照吧
       邓淮生告诉记者，父亲对与毛主席的这段交往非常怀念，也特别引以为豪。即使后来受到了批评，甚到丢官赋闲，这段感情也没有改变。邓淮生手指一张合影告诉记者，这张照片是1966年8月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的，也是父亲与毛主席最后一次合影。那天，邓子恢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一次大型活动。活动间隙，他和陈云在城楼上坐着休息。这时几位老帅向在座的毛主席说:“我们想和主席照张相。”毛主席当即答应:“好啊。”老人家站起身，一眼看见了邓子恢和陈云，便招呼道:“两位地方的同志也一块来吧。”大家站好，摄影师按动快门，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永远定格。回到家，邓子恢难抑兴奋的心情，把合影的事告诉了家人，言词中流露着对毛主席的深情。
儿子大胆发问，邓子恢直言不讳
　　两位老战友在私人感情上没的说，可在关键问题上都很“固执”，坚持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闹得很不愉快。早在1955年年底，邓子恢就因农业问题受到批评，但他不唯上，不唯权，无私无畏，敢于“顶撞”毛泽东。可是在家里，邓子恢从不向子女谈及这些矛盾，特别注意组织原则，特别注意维护毛主席的形象。
　　邓淮生平时长期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在那段不顺心的日子里，他常看到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静静地沉思，子女们都不敢上前打扰，一是怕打乱他的思路，二是不愿意去触及他的伤心事。邓淮生所能做的就是陪父亲下下棋，帮着散散心。不过有一次，邓淮生实在憋不住了，大胆发问。
       那是1962年夏季的一天，已考入哈军工大学的邓淮生因病在家休养。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开始对大跃进进行反思，在农业问题上要放宽政策。随后开了广州会议，中央定了农村60条，有些地方的农民允许有自留地，可以养鸡了。1962年初，在有些省份出现了“责任田”。当时，《人民日报》上出现了对于“责任田”的争论，有人说实行责任田好，能够提高农民积极性；有人说不好，是单干。老实讲，邓淮生当时只关注这些争论的表面，还不能深刻的理解争论的本质。一天，邓子恢正巧在家，他知道父亲在农业问题上有着精深的研究，也知道父亲因农业问题挨了批评，以至于自己很长时间不敢触及“农业”二字，这一回邓淮生决定鼓起勇气向父亲发问:报上说的这些责任田、包产到户都是什么意思？出乎意料，邓子恢听后非常平静，既没有伤心也没有沉默，更没有抱怨、发牢骚，只是坚定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包产到户不是单干，是农村经济管理的一种形式，因为土地所有制没变啊！好比工人计时做工和计件做工，单位时间内生产多少个零件。农民也一样，一年内交多少粮食。工人做工可以包工包料，农民种地为何不能也采取这种办法？”
       这是邓淮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向父亲请教包产到户的问题，父亲的解释虽不能让他完全听懂，但父亲不随波逐流、不说违心话，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高贵品德令其终生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