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中国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院长；中国两弹之父，男，1924年生，汉族，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张伯苓所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之一的重庆南开中学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6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工作，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1950年春回国，历任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副教授、教授，
　　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

      幼年时的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回汉口。1931年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
　　在重庆南开中学的一年半，朱光亚受益于数学、物理、化学老师的教育、培养，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现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1 年他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赵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1942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朱光亚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他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使朱光亚学业有了较坚实的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这批毕业生在六七十年代，都已成为我国核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两年后，朱光亚被调到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任室副主任，参与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随后，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当时他年仅35岁。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对这项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负全面责任。他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的实际条件)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时我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

　　1964年10月16日，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中国西北戈壁滩腾空而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中国从此进入了世界核武器国家的行列。塔爆半年后我国就爆炸了第一枚空投航弹，两年后就试射了第一枚载带核弹头的导弹，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在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精心安排下，氢弹的理论探索就已经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了。1965年初，这个研究小组被调到核武器研究所同这里 的研究人员一起攻关。在朱光亚、彭桓武副所长指导下，由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组织理论研究人员和有关专家，经过认真总结分析，制定了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计划。经过大家半年多的刻苦钻研、群策群力，找到了问题的关键。1966年12月28日，在我国热核武器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氢弹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光亚就认识到将核试验转入地下，无论从减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还是从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过程规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地下核试验可以贴近核装置进行精确的物理诊断，这对于研究核爆炸过程，用试验数据验证理论设计、校正数值模拟的方法和参数都是十分有利的。在他的大力支持下，1969年9月23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他还非常重视贯彻“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方针，主张在一次试验中尽可能多安排一些诊断项目，多解决几个科学技术问题。正是这些做法，使我国能依靠较少次核试验，取得更多的核爆过程的规律性认识，对加快核武器的发展步伐起了关键作用。
　　1970年，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他在继续负责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一一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2年，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并为国防科工委，朱光亚先后出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重任。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的“2000 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朱光亚还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重要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其中两个研究领域的指导工作。他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注意密切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地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这些要求和做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有限资金用于重要、必需的研究工作中去。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核力量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变，仍然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我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要实现这一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崇高目标，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还需作坚持不懈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末，朱光亚开始参与有关军控问题的研究与对外学术交流。他在和杜祥琬等人合写的《浅谈军备控制中的物理学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军备控制物理学作为物理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他为能亲自参与这一关系祖国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研究工作而感到欣慰。
　　1980年，朱光亚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在5年任期中，他尽心尽力，为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中国科协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最大的科技群众团体做了大量工作。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朱光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履行政协职能的工作中，他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作为科学家代表之一，他呼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尊重科学，为科技工作者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揭露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提供法律保障，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得到弘扬。他身体力行，努力为创造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社会环境而奋斗。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被推选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两年来，他带领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咨询、建议、协同、交流的职能，努力实践，并注意总结与提高，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好的经验，积极进取，为我国工程技术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殆精竭虑。

　　朱光亚是中国核科学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40年来，他一直担任这个军民两用科技领域的重要科技和组织领导工作。在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历史中，他始终处于高层科技决策的中心，为发展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和国防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现在他还兼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仍在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而执着地耕耘、奉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