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官亦商是中国老字号最突出的典型模式。这种经营模式最符合旧中国的国情，也只有这样的模式，才促使许多老字号不断发展壮大，造就辉煌。
　　叶开泰中药店是极为典型的例子。
　　叶氏原籍安徽省徽州，明朝初年，迁往江苏省漂水县塔水渡。那时候，社会动荡不安，民生凋蔽，难以营生。
　　叶氏的祖先叶文机，深谙医学术理，善脉络，懂针炙，能替人治病。1637年，叶氏一家迁往武汉汉口行医，以度过兵荒马乱的岁月。
　　那时候，岳州一带瘟疫流行，叶文机便自告奋勇前去救治病人，因辛劳有加，医术精湛，功绩显著，深得驻军简亲王的常识。
　　于是，简亲王给了叶文机不少资助。叶文机有了资本，便在汉口大码头鲍家巷口找到了一间店铺，一面悬壶应诊，给人治病，一面研制些成药卖钱。叶开泰的字号就是那时设立的。
　　从叶开泰中药店成立那天开始，叶开泰便同政界人物简亲王挂上了钩。这可以说是叶文机的一种卓识远见。没有他的这种政治意识，也不会有　　　　日后叶开泰中药店的辉煌。
　　叶开泰中药店开业以后，由于医药两便，深受群众欢迎，业务也稳步前进了。传至叶宏良时，政治局势已经渐渐安定了，于是，叶宏良将全家迁往汉口，进一步改善经营，扩充业务，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叶宏良不仅善于理财，而且善于治家。他目光远大，把儿子叶松亭教养成名，科举入仕，官至诰授中宪大夫，晋赠光禄大夫、建威将军。
　　叶松亭的儿子叶云素、孙子叶志铣，继承先辈遗志，一方面搞好店务，一方面调教子孙。叶志铣有个儿子，长子名叫叶名琛，科举入仕，被清政府赏识，1847年，出任广东布政使，1850年，擢升为两广总督，成为叶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叶名琛被英军俘虏，英军逼他穿着朝服朝靴，戴着三眼刀翎红缨帽，坐在玻璃房中出售门票，以示大英帝国对中华帝国的侮辱。叶名琛怀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决心，最后吞石自杀，死于印度加尔各答，保存了民族气节。群众对叶名琛的怀念和尊敬，为叶开泰中药店无形中平添了一块“金字招牌”。
　　叶名琛的弟弟叶名沣，在长兄的爱国精神激励下，继承祖业，刻苦钻研中医理论，扩大作坊，发展生产，又使叶开泰这个老字号更加声名显赫了。
　　总而言之，从乾隆到咸丰这段时期，从叶宏良到叶名沣，这五代人中，大约100年时间，叶开泰中药店兴旺发达，规模不断壮大。
成功的原因是这样的——首先是搞好业务，发展生产；其次是培养人才，科举入仕。一句话，叶开泰走的是亦官亦商的经营模式，结果是有钱则有势，有势更有钱，政治与经济密切结合在一起。官场是药店的保护伞，药店则是官场的财源，相互呼应，各取所需。
叶名琛死后无嗣，叶名津独生一子，名叫叶恩颐。叶恩颐生三子，长子名叫叶孟纪，次子名叫叶仲星，三子名叫叶凤池。
　　当时称为叶开泰新三房。他们三人继承了先辈的衣钵，同样走亦官亦商，图名图利的路线。但是，这三个人的才华却不如先辈，无法通过科举入仕，只好走捐官之道，花钱买官做。
例如，叶孟纪、叶仲星捐官至候补与资政大夫，叶凤池捐官至陕西道台，以便在政治上依然保持优势。
　　辛亥革命之后，叶开泰中药店曾经一度受挫折。自从叶凤池主持店务以来，他更加意识到如果想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必须依据一些权贵人物作为政治背景，叶凤池结交的权贵，军阀中有王占元、寇英杰，杜锡钧，靳云鹏等；政客中有何佩、李华堂、程汉卿等。
　　这些权贵们将搜刮的民脂民膏存入叶开泰店里中药，既可以保密，又可获息很高。而叶凤池有他们的资金支持，资本更加充实。为了更进一步拉拢权贵，叶凤池还采用联姻手段。他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占元的军法处处长程汉卿，后来又把两个孙女嫁给杜锡钧的儿子和何佩的儿子。叶凤池还出面为权贵们修建房屋。
　　总而言之，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叶凤池真是用尽了一切手段。叶开泰中药店在结交权贵上得了不少好处，可以这样说，叶开泰中药店的兴盛，不仅因为经营有道，更因为善于利用政治来为自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