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小站稻米 米质优异,历史悠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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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稻米质优异,脍炙人口。盛传小站屯垦成功,始有小站稻的称谓,其后成为津沽名特产品。日本侵华奉为高级军粮,强禁稻农食用。50~60年代,曾以特二级优质米销往日本、东欧、东南亚、古巴等国家和地区。1956~1957年,全国20多个省市引调小站稻良种,各地远来学技,老农频出指导,年调籽种数万公斤,支援各地,振发了山东、宁夏等省区水稻的发展。 小站稻是自北宋以来,千余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历代先哲垦拓北海,法式南方的实践推进下,得以问世的,是整个天津屯垦史上的一个突出环节。曾以江淮粳稻为母本,但结果却优于江淮稻;曾以韩国、日本的稻种为 籽种,而品位却超越了韩国稻和日本稻;其前驱是葛沽稻,但比葛沽稻更胜一筹。“一篙御河桃花汛,十里村爨玉粒香”。南运河水夹带着漳河从黄土高原卷来的泥沙和氮、磷、钾等有机肥料,注入了小站的土地,以甜刷咸,化碱成腴,构成了独特的优质稻生长条件。至1948年津南解放前,小站稻一直是靠限制马厂减河上游用水,才保证了收获的,特产也有特殊的局限性。 新中国成立到公社化以前,小站稻种植面积,单产,品种进化,都达到空前高峰。其后,马厂减河、海河上游各河系,拦河截流,建库蓄水,九河下梢的天津,水量逐渐减少。1968年,独流减河切断了马厂减河,南运河水绝源,靠海河水维持。1973年,全区“稻改旱”。1975年以后,境内小站稻局部恢复。80年代末,津南区重新开发优质小站稻成功。21项有毒物质指标监测,18项为零,3项低于国家要求的数值,被命名为绿色食品。 辽圣宗统和五年(987)建立的盘山千像寺讲堂碑载:“幽燕之分,列郡有四,蓟门为上,地方千里,藉冠百城,红稻香耕,实鱼盐之沃壤……”,这里所说千里幽燕的红稻香耕(粳),鱼盐等等,其中涵盖了包括津南在内的天津沿海区域,是较早的种稻文献记载。宋辽对峙时,以海河为界,因之,海河亦称界河,当时,海口在泥沽一带。交界之处,多低洼积涝地区,到处成为塘泊。北宋利用这种地貌特点,拟广开水田以限辽戎马侵突。泥沽属清池县,清池县属沧州,曾任沧州节度副使而“实专郡治”的何承矩,率先提出了在缘边屯田种稻的理论,宋太宗很赞同何承矩的奏议,命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实施屯田。淳化四年(993),何承矩“发诸州镇兵一万八千人……,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大作稻田以足食”。 第一年试种,没有把握好北方的节候,成熟得晚,赶上霜冻,没有收成,失败了。何承矩没有畏难,用江东早季稻的种籽下种,结果,“江东原应七月成熟的早稻,在屯田地八月成熟”,试种终于成功。“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其后,宋朝进一步完备该防线,将河北水田永为定制。到天禧四年(1020),“诸州已屯田四千二百余顷,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 庆历八年(1048),黄河北徙,从“泥沽海口”入海,水源更为充沛。置高阳关路后,沿御河设有“稻田务”,管理种稻。后河北屯田司奏议“丰年屯田,入不偿费”,屯田不断减少。治平四年(1067),朝廷“诏罢缘边水陆屯田务,募民租佃”。 元至大二年(1309),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拨汉军五千,给田十万顷,于直沽沿海口屯种”。翌年,用钞9158锭,购买农具耕牛,拨给屯军。泰定年间(1324~1328),翰林直学士虞集倡议:“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河,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以为田”,但实效寥寥。至正十二年(1352),丞相脱脱上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南人耕种,岁可得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明宝坻县令袁黄所著《劝农书》中说:“元虞集、郭守敬所谈京东水利,其言凿凿,而脱脱丞相循而兴之,果获厚利……”。 明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朱棣派功臣亲兵,大批移民到津南开荒种稻。弘治元年(1488),丘浚又重提元虞集旧议,认为华北滨海平原皆可广行水利,化斥卤为良田。特别指出直沽“截断河流,横开长河一条,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后于沮洳处筑为长堤,随各为水门,以司启闭。外以截咸水,俾其不得入,内以收淡水,俾不至浸”。万历三年(1575),工科给事中徐贞明提倡畿辅兴水利,“……永平、滦州坻沧州、庆云,地皆萑苇,土实膏腴,元虞集欲于京东滨海地筑塘捍水,以成稻田,若仿集意,招徕南人,俾之耕籍,北起辽东,南滨青齐,皆良田也”。万历十三年(1585),徐贞明任尚宝司卿兼御史领垦田事。徐光启在《农政全书》卷十二水利部分,有注提到徐贞明,说他曾指出“在天津北部濒海屯种,若如吴越人,田而耕之,则利十倍于苇”。直到明末,汪应蛟屯垦十字围田,几代人的梦想,才算成为现实。 万历二十六年(1598),汪应蛟受命任天津海防巡抚,万历二十八年(1600),于白塘口、葛沽两处,垦种5000余亩,其中水田2000亩,每亩最高收四五石,余为旱田,多者每亩收一二石。 此后,陆续开发了东泥沽、西泥沽、盘沽、吴家嘴、辛庄、双港、何家圈、官庄等处。屯田种稻,采用的是江南围田耕作办法。以“求、仁、诚、足、愚、食、力、古、所、贵”10个字命名,编次其围田,人称“十字围”。 围田的格局是“一面滨河,三面开渠,与河水通。深广各一丈五尺,四面筑堤以防水涝,(堤)高厚各七尺,又中间沟渠之制,条分缕析”。“十字围”均在海河右岸。地周围主干渠挖到5米深,利于排涝和降低地下水位,减轻土壤盐分,并利用海河一日两潮,引水灌溉和排出尾水,使土壤盐碱成分降低。此种方法,适于低洼及地上水丰沛地区植稻。 汪应蛟见南方的兵士,不独习水战,而且能种水田,所以在“倭寇平,撤南兵”的时候,力倡留兵屯田,并“辅以右卫军人二千三百余名……,岁得美谷盖二万石有奇”。但兵力是经常要调动的,后“因援辽千名,即八千亩多芜,且有申言种稻不如取苇者”。至“万历卅五年,因收获不多,又任从长苇,两营兵皆采樵,有采廿八万束者,有水淹无一束者”。汪应蛟在津南种稻事业,兴旺了五六年,到万历末,平倭退兵后,“已垦之稻田,十有七废,仅余葛沽而已”。但围田种稻之法,对天津其后种稻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万历四十一年(1613),因修历书,为朝臣所不满,遂托病来到天津。从万历四十一年至天启元年(1613~1621),先后4次屯田,调查访问,将开垦、水利、荒政3方面实践及心得总结于《农政全书》中。 徐光启初至津南时,大面积稻田荒废,“仅静海县之葛沽高地已田”。他在家书里写到:“在天津荒田无数,至贵者不过六七分(银)一亩,贱者不过二三厘钱,粮(赋税)又轻,中有一半可作水田者,虽低而近大江,可作岸备涝,车水备旱者也。有一半在内地,开河即可种稻,不然亦可种麦种秫也,但亦要筑岸备水耳。其余尚有无主无粮的荒田,一望八九十里,无数任人开种,任人牧牛羊也”。他在在葛沽购置20顷荒田,引来南方优良稻种,仍采用围田之法防涝,并戽海河水备旱,同时,利用海河潮汐进行灌溉。万历四十四年(1616),“试种南稻,农师孙彪,用人粪干每亩施八石,结果稻棵疯长大如碗,根大如斗,含胎不秀,竟不收。后一年,每亩改用麻糁四斗,是年每亩收米一石五斗,科大如酒瓶口”。他因地制宜,把长江一带稻棉轮作的经验,拿来推广,“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种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地肥厚,虫螟不生”。一水二旱的倒茬种植,是节水改土培养地力、防止周围地块返碱和消灭病虫杂草的成功经验。此轮作制在解放后尚有应用,不仅稻棉丰收,节水治碱,还可改种菜田。 徐光启不仅注意水利措施和种稻,还深入研究改造盐渍土,总结出因地施肥的重要性。《粪雍规则》载:“天津屯田兵言:碱地不害稻,得水即去,其田壮与新田同。但葛沽屯田兵又言:初年碱地不宜稻莳,下多不发,二年以后渐佳,后来更不须上粪,尤盛不碱者”。他分析,近海重碱地初开不宜稻,因洗碱不够所致。万历四十五年(1617)终于完成了南稻北移。 天启初,后金在辽东战紧,百万难民水陆转徙进关。天津为京都门户,又是通向辽东要道,天津屯田,对京师和辽东战场均有重大意义。因而再度出现了屯田热潮。天启二年(1622),巡按御史张慎言提出天津屯田奏议,总结归纳了官种、佃种、民种、军种、屯种5种方式,倡议继续推行。太常少卿董应举,也于同年上奏朝廷:“臣近到何家圈、白塘口、双港、辛庄、羊码头、大人庄、咸水沽、泥沽、葛沽,见汪司农往日开河旧迹尤存,可作水田甚多……”。结果,董应举获准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务。他将流民在各地安排屯垦,在津以公款买民田12万余亩,合闲田18万亩,仿效汪应蛟之法,在何家圈、双港、白塘口、辛庄、葛沽等地围田种稻,所获“积谷无算”,屯利益兴。这期间,直隶巡按兼提督学政左光斗,河间府水利通判卢观象,兴办屯学,“屯童入学给以武生衣巾,授之水田百亩,使自耕之,每亩收租稻一石,专设秀才名额,中秀才后,继续留在屯学,等待考举人、进士”,结果“人争如流水”。明末朝政腐败,党争激烈,终致屯田难以持久。 雍正三年(1725),海河流域遭受大水灾。清政府派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朱轼主持畿辅水利。雍正五年(1727),设水利营田府,分立京东、京西、京南和天津4个营田局。陈仪领天津局,“统辖天津、静海、沧州,兴国、富国二盐场。”陈仪首先恢复了已废弃的“蓝田”,“浚旧渠,引潮水灌溉滋培,秧苗蕃盛……,于是官民相劝,共营田三十余顷……”。另外,又恢复明朝屯田旧迹,此后官营水田和私营(官民自营)水田竞相扩展,在津营田十围。其中,贺家口围官营38顷92亩,自营9顷;何家围官营83顷16亩,自营23顷40亩;吴家嘴围官营27顷92亩,自营14顷41亩;双港围官营38顷25亩,自营38顷72亩;白塘口围官营64顷67亩,自营4顷72亩;辛庄围官营61顷62亩,自营59亩;葛沽、盘沽2围官营59亩,自营4顷91亩;东、西泥沽2围官营35顷27亩,自营6顷28亩。 陈仪主持开垦水田的方法,基本是沿袭明代汪应蛟的作法,“筑十字围三面通河,开渠与河水通,潮来渠满,则闭之以灌溉”。这次营田,海河干流右岸附近的大片土地得到了开发,总面积是明代十字围的4倍,“白塘、葛沽之间,斥卤尽膏腴”。使一部分围田连成一片,如“蓝田”与贺家口围,东泥沽围与西泥沽围等。各围引水渠道,逐渐向离河较远的洼地延伸,形成了互相连通的引河。“十围”持续时间不长,到乾隆四年(1739),“存者贺家口、葛沽两围而已”。 小站建镇、小站稻拓植成功,是盛军对天津的两大贡献。小站稻卓尔不群,历史功绩系于马厂减河。该河两岸使用南运河水与海河水灌溉的水田,都视作小站稻作区。这一作区内生产的水稻,集中了北方粳稻的优点,作为商品粳稻,均称做小站稻。在此以前,天津素以葛沽稻著称。咸丰初年,僧格林沁督兵大沽海口,在咸水沽营田3540亩,葛沽营田750亩,其营田方法仍是挑沟建闸,引潮水灌溉,并就地招农民,发给资本认种。其后,移交崇厚管理。崇厚的屯田思路,仍然是依附于海河,而李鸿章、周盛传则进步为另辟水源,在开拓上超过了前者。 同治十三年(1874),周盛传奉李鸿章命,在修筑新城(今属塘沽区)的同时,试办“海上营田”,在新城门外,试垦万亩,虽播种不多,获稻不下数千石,成效已有可观。 周盛传总结了元朝以来屯垦废兴的经验教训,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东自新城,西至马厂,沟通海河与南运河,大兴水利,涤卤刷咸,垦荒50万亩,圩田种稻的宏伟设想。在《详陈津东水利并拟开海运各处引河由营试办屯垦禀》中说:“自岁内……,由运河沿起,顺新辟大道……,亲行逐段履勘,见天津、静海之交,俗所称南洼水乡,今年悉已涸出,而弥望荒废百里,内外尽为石田。益慨然于土旷民稀,非所以卫津辅。而屯政与海防相为表里,诚不可一日缓矣”。 光绪元年(1875),周盛传率马步13营由马厂移驻小站,扎营18座,开始了“盛军营田”。先开小站至新城出海河段15公里。又开小站至咸水沽引河(今月牙河)10公里。并分别于北闸口、小站西、官港建大石闸,引甜刷咸,实行咸淡分流。同时,就营前隙地购材建屋,以止商旅。正式命名小站为新农镇。五月,李鸿章到小站勘工,嘉其节省,奏饬盛军疏挑减河,兼办屯垦。盛军购外洋火轮水车4架,又造风力水车、手摇水车、脚踏水车、畜力水车2300余架,从山东潍县购买耕牛800余头,以资耕耨。 光绪二年(1876),盛军开挖减河下游,自新城至大沽入海河段,在南开(今属塘沽区)别开支并于西沽、南开、西小站各建石闸1座。翌年,改咸水沽通天津独孔木桥为铁柱3孔石板桥,增建咸水沽西南2.5公里处5孔木桥。开新城东南经北店子、南天门、宁家圈、黄家台至西小站减河(今八米河)20公里,建闸1座,以排咸水。又于新城小西河上游,傍减河右堤外,开支河20公里达西小站以进甜水,并在西小站左侧建石灰闸1座。光绪四年(1878),开泥沽通海河至东大站沟通马厂减河(今双桥河)10公里,建石灰木闸3座;咸水沽绕潘家沟至仁字营10公里,沟通海河与横减河,建石闸、灰闸各1座;咸水沽减河至小站街心河10公里,建石券闸2座;咸水沽减河至西小站减河(今四丈河)10公里,建石闸、灰闸各1座;东大站至小站河5公里。光绪五年(1879),开泥沽、咸水沽一带咸水河(含今跃进河)20公里。改建咸水沽、小站等地石闸,筑新城大闸,基础密排梅花桩,上覆三合土,盖青石板,以糯米汁调碎石子和蛤蜊灰粘合。闸板以铁条、螺钉连接为整体,或以生铁铸成,并装有滑轮, 可任意启闭。并依此法改建、新建了多处石闸。 光绪六年(1880),周盛传统率盛军步队11个营,铭军步队10个营,古北口、保定、大名、正定、河间等处练军步队13个营,共34个营分段自靳官屯向东开河32.5公里,接盛军前开之河,并建成靳官屯石质5孔大桥闸。至此,由靳官屯至西大沽出海,全长75公里的马厂减河全线贯通。沿河分建石、铁柱板桥4座、大型闸6座,下游开横河6条(即今四丈河、月牙河、双桥河、跃进河、新城小西河、南开河),分注海河。垦区之内沟洫汊河纵横交错,引甜水灌溉,排咸水刷碱,渠系分明,桥闸涵洞配套齐备,以小站为中心的垦区基本形成。盛军开垦稻田已达6万余亩,民营稻田达13.6万亩,为小站世称“北国鱼米之乡”奠定了基础。 小站垦区以马厂减河为主干渠,自静海靳官屯,导南运河水东北流,经潮宗桥、西小站、小宣闸为5孔大型桥闸,闸孔、闸墩均为1.9丈宽。百余年保存完好,至今使用,代表了当时国内水利科学技术水平。马厂减河从西小站至靳官屯闸,长约百里,西小站富民闸与靳官屯闸“互相表里”,承担汛期排洪和蓄水灌溉,“乘时蓄泄,操纵在人”。 小站垦区的土地,在盛军屯垦前,均为私人所有,只是靠近咸水沽南部有小面积熟田, 其余都是“斥卤之地”。业主或收刈草之利,或寄粮于灶,略认草课,本无粮差。盛军屯垦的土地,都是光绪元年(1875)从业主手中购置的。小站垦区购地总数为“一千一百三十八顷六十三亩九分二厘二毫二丝四忽四微”,计发地价“大钱三万五千零二十七串零二百文。”原业主为咸水沽的43家,葛沽的16家,杨岑子的29家,邓岑子的6家,徐家坨子的1家,汪家圈的1家,共96家。 军能垦而不能尽种,民能种而不能自垦。盛字军营务处设局,“募人领种,或富民认垦,或流民来归,或兼募南人为之倡导。”光绪初年,黄河流域大旱,直隶、山东、河南逃荒至小站地区的人很多,安徽人也多有到小站垦区定居者,自光绪六年十月至七年十二月(1880~1881)民户领种熟田约14500余亩,“每亩分别等则,酌收大钱一二百文不等。车屋等项照时估计缴价,所收领费分发各营弁勇,藉偿劳贳力”。 小站屯垦最大耕作单位仍叫“围”。1围长宽各0.5公里,合田540亩,除沟、路占田127亩外,实垦413亩。每围实积田又分16等份,约25亩1份,叫做一田,垦治一田的计划投资为牛水车1辆,合大钱20吊;车棚1间,合大钱16吊;庄房4间,合大钱120吊;车水造田牲口1头,合大钱30吊;犁耙锹锄杠筐绳索全副,合大钱8吊;耕牛放喂需人工3名,合大钱72吊;草料合大钱21吊600文,即垦治一田需大钱287吊600文。 周盛传认识到“南运河会漳河浊流,本有‘石水斗泥’之喻,其肥尤可化碱而成腴矣。”这一认识是有科学道理的,漳河流经黄土高原,带大量泥沙汇入南运河。据有关部门测定,每吨黄土含氮0.8~1.5公斤,磷1.5公斤,钾20公斤,大量沉积的有机肥料,是改良小站垦区盐渍土地的好条件,是小站屯垦成功的重要原因。 盛字军总结了前人水利工程症结之所在,改进了施工技术。认识到历代屯田失败“盖缘引水河沟规制太窄。海滨土质松懈,一遇暴雨横涝,浮沙松土,并流入沟,惰农不加挑扌宛,不数年而淤为平地。”汪应蛟围田,沟渠深广各1.5丈,而马厂减河“口宽十至十二丈,底宽四丈五尺至七八丈,深八尺至一丈二三尺,挖出之土于两岸十丈外各堆成堤,庶堤内共有三十余丈容水之地”,形成复式河槽,既扩大了容水之地,又防止了主堤岸受涝水坍刷。 前人建闸不牢固,“海上硝土,遇水则泻”,“上下坍刷,日久必致倾圮垫淤,此闸洞所以易废也”。为此,盛军烧用境内的蚌蛤壳代替石灰,掺入碎石,浇以米汁,锤炼镶入闸底丈余方圆,以御冲荡。闸板置两层,上板可以启动,下板固定,上板提起,水能流过,而泥沙被下板挡住,便利捞泥肥田,又防止了渠道淤塞。此法沿用至今。光绪二十年(1894)盛军调离,20年的苦心经营给小站人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盛军是正军,为行战之师,在特定的背景下,他们开辟小站,建成小站垦区。光绪二十年(1894),盛军奉调开赴中日甲午战争前线,离开了耕耘20年的小站。其时,昔日人烟稀少,满目盐碱荒滩,遍地萑苇丛生的小站,已成为城防俨然,民居栉比,街道宽畅,店铺林立,田野广阔,阡陌纵横,河渠流水潺潺,岸边杨柳依依,水里鱼蟹成群,空中沙鸥翔集,夏季一片碧绿,秋成遍地金黄,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北国鱼米之乡。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面对失去管理,日渐荒废的小站垦区,设立小站营田管理局,招集农民和遣散士兵耕种。当时规定每户可领种10亩,每亩年租银6钱至1两不等,但一般穷人不敢领地,怕官方言而无信,中途提租,特别是怕无力出钱修河挑沟,因此大部分土地被退职官员和退役士兵所领。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小站曾一度被德国侵略军占领,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三十一年,小站地区荒地日趋增多,清政府又设立小站垦务局,办理招垦事宜,后与营田局合并。 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巧取豪夺小站田地。 民国初年,军阀张敬尧之女在小站一带收买土地,成立勋记公司,于中塘、孙家甸、大芦庄 、翟家甸一带,占有水旱田2万余亩,加上大量荒洼草地,共43100亩。1920年,北洋军阀徐树铮成立开源垦殖公司,1925年,在军粮城、茶淀建立农场,在境内占有大量土地,种植水稻。同时在军粮城设立工作站,在垦区内设立水稻试验站,这是著名的军粮城稻作研究所的前身,也是我国华北地区最早的稻作研究基地。 1928年,小站营田由天津警备司令部营房营田管理局管理。1930年将小站营田赠送南开大学做校产,设校田管理处,征收地租做教育补助费。1937年由冀察绥公署营田管理处接管。其间,小站垦区的稻作管理流于形式,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停滞不前,产量低,效益差,加之封建剥削,稻农不得温饱。 1937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华北后,张敬尧眷属将稻田出卖给日本人。日本侵略军先后在小站成立军谷公司、米谷统制协会,跑马圈地,强占民田,对津南地区农民进行疯狂掠夺。同时成立华北垦业公司,统辖小站、军粮城、茶淀3个稻区。小站82户农民,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 承租大地主璩姓在西小站一带的土地4000余亩,业经数十年辛劳,辟荒成熟,赤卤不毛,尽成膏腴。1939年,璩姓强行提高租价,每亩增收5角。1940年,租价再次提高,每亩增收一元二三角,并答应保持农民永佃权。1941年冬,裕德堂家长璩华甫擅将稻田盗卖给日本东一公司(农场)。1942年,东一公司勾结小站警备队长城地永夫,迫令农民将永佃权之地交给东一公司。农民代表范少山等据理力争,城地永夫对其施用种种酷刑,逼迫交地,并将范少山枪杀。 日本集团和私人经营的藤井、香川、兴华等21个农场、公司占地106939亩;小站电化水利组合占地92794亩。 另外还有增兴农场、大和农场、昌太农场、新桥农场、示范农场、三井农场、大农农场、相川农场等。日本侵占的总耕地达20余万亩,无数稻农被逼得无家可归,佃农无地可耕,流离失所。日本侵略军以贱价收集稻谷,充为军需、民食,严禁稻农自食和买卖稻米。沦陷期伪天津市公署规定,津郊所产稻谷由米谷统制会统一征购,由天津平衡仓库或军谷仓库储存,严格控制。日伪军警、勤农队经常进行大搜查,对食用、买卖稻谷(米)者任意杀害。1942年,日伪实行黑豆、豆饼、蚕豆粉限量配给,稻米、面粉禁绝。天津市内有钱商户遂有偷向津南农民高价购买稻米的。葛沽人吕宝发,每月向天津八大家之一的振德杨家,冒死送稻谷两包,可得大洋20元,某夜,在茶棚哨卡被日本人“大盖三”和“小地木”查获,把吕宝发用枪托打倒,用绳索住脖颈,驾摩托车拖死在路上。 咸水沽人李家驹与小站人杨作志,用自行车驮运大米,夜间在石柱子河装船,然后转道海河去市内,米未装船即遭查获,被绑到小站日本侵略军守备队门前,纵狗咬杀,李家驹当即毙命,杨作志花200块大洋请翻译赎命,商会作保,幸免死难。 王家场刘姓母女,相依为命,母病,女儿拾稻穗捣米,给母亲熬稀饭,看病路过花店桥,日本侵略军小队长井野抓住刘母向嘴里灌稀屎,刘母呕出米粒,被当即用刺刀捅死。随后强奸刘女,刘女跳老海河自尽……。 日本侵占后,所设农场完全以军事封建掠夺为目的,其经营方式极为落后,非常野蛮,土地被分割成碎块,强迫当地农民或所谓游民当佃户,从事奴隶式劳动,佃户除负担沉重租额外,稻谷悉被日本侵略军强行掠取。 1945年日本投降后,河北省在小站成立营田管理局,管辖原营田局和大安农场。农林部在天津接管华北垦业局,建立河北垦业农场管理处,下设小站、津郊(原八里台)、军粮城、张贵庄、茶淀5个农区,经营管理合作农场。国民政府制造种种借口,欺骗压榨原土地所有者,拒不发还被日本强占的土地,实行分佃收租或包佃收租,且苛捐杂税、征购、征借,不可胜数。1946年,小站地区曾暴发两次抗立掠夺性租约,坚持永佃权的斗争。另外,由于管理混乱,技术落后,水稻品种混杂退化,特别是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弊端和国民政府忙于内战,农业生产无暇顾及,至解放前夕,水稻亩产量仅200公斤左右。 津南地区1948年12月20日解放,中共天津县委从1949年初开始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农民分得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政府加强了对水稻生产的领导。津沽区农垦局对农民使用国有土地的征收比例,执行《定额分红制暂行办法草案》,取消土地收租。为解决农民生产资料不足,进行多次实物放贷。1949年,先后贷放稻种10.35万公斤,豆饼450.9万公斤,硫酸铵19.7万公斤,硝酸铵4.5万公斤,柴油356大桶,煤1500吨。同时天津县政府贷出豆饼307.85万公斤,硫酸铵13.65万公斤,玉米2.8万公斤,小米7.65万公斤,现金1135元,柴油21大桶,花生2400公斤,稻种20万公斤。 人民政府从1949年至1957年,先后投资217万元修建和补修闸涵洞1588处,新建4座大型扬水站,提高了排灌能力,解除了咸水危害,并连年发放生产及生活贷款,促使全区水稻迅速发展。在这期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兴起,对水稻生产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因此,翻身农民的种稻热情空前高涨。 1953年,成立天津市农林水利局,进行津南洼改造,建成双林农场。天津市公安局于1956年在小站宁家圈,垦植稻田2万亩,建立板桥农场。全区从解放初到1956年,共开垦荒地40835亩。到1957年,扩大水稻面积6.5万亩。 1949年水稻面积17.24万亩,平均亩产225公斤,总产量3879万公斤,发展到1955年水稻面积21.6万亩,平均亩产369.5公斤,总产量7981.2万公斤。1957年,稻田面积达到26.44万亩,平均亩产328.4公斤,总产量8683万公斤。1957年与1949年相比,面积增加53.4%,平均亩产增加46%,总产量增加1.24倍。 是年,全区水稻播种面积占天津市稻田面积的22.8%,稻谷总产量占全市的31.6%,出现了建国后水稻生产的第一个高峰。 挫折和低潮 1958年,遇到了大旱,马厂减河和海河上游修建了许多蓄水工程,致使水源大量减少,水量严重不足,全区水稻种植面积急剧下降,到下半年又受到“五风”的干扰,在生产上搞形式主义的“大兵团作战”, 在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时,大搞高指标,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由于水源不足以及政治上的各种影响,1959~1961年水稻生产一直处于低潮。1961年水稻面积14.09万亩,平均亩产230.1公斤,总产量3242.5万公斤,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比1949年还低。 第二次高峰 1963年,挖通洪泥河,疏浚月牙河,实施海河水南调。先后改造、新建6个扬水站,扩大灌溉面积。同时经过纠正“五风”,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大抓科学种田,小站稻经历1958~1962年连续低潮后,生产又逐渐上升。1963年,水稻面积已恢复到21.34万亩,比1958年增加5.64万亩,平均亩产312公斤,比1958年增加79.5公斤,总产量达6662.3万公斤,比1958年增加3012.05万公斤,面积、亩产、总产分别增长35.9%、34.2%、82.5%。1964年,水稻面积22.79万亩,平均亩产339.4公斤,总产7735.5万公斤。都呈现增长趋势。到1965年水稻生产形势更加高涨,种植面积达到24.67万亩,平均亩产421公斤,总产量达到10380.5万公斤。区内出现了长青、咸水沽、葛沽3个亩产500公斤的公社,并有50个亩产500公斤的大队、297个亩产500公斤的小队,全区亩产500公斤的稻田达8万余亩,占稻田面积的32.4%。亩产、总产创小站稻历史最高纪录,是小站稻生产第二次高峰。 1966~1971年,每年水稻种植面积维持在23万亩左右,平均亩产250~400公斤。其间累计,区内稻田面积和稻谷总产量分别占全市的18%和23%。 这期间支援外省、市水稻良种200万公斤。并受河南、山东、宁夏等省区特邀,派出许多种稻能手做技术顾问,前往指导水稻生产,有的在当地安家落户。 解放后的22年来,小站地区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优质稻米,为对外贸易争得了市场,每公斤小站米能从国外换进2.5公斤小麦。从新中国建立到1971年,全区向国家贡献小站稻谷累计达15亿公斤。 二、改旱 全区农业用水原有两个水源,60年代马厂减河水源被切断后,70年代其唯一的海河水源,用水也越来越困难,因海河水量减少,仅能确保居民生活用水和城市工业用水。1972年6月,海河水位下降至0.2米,影响了电厂用水。为此,各级领导多次做出水稻改种旱田作物的决定,但由于改旱思想不够坚决,且又受当时陈伯达“有水种稻、无水也种稻”谬论的影响,有些社队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一味追求种稻。是年,又遇上特大旱灾,大部分稻田插秧后水竭苗枯,全区当年种稻面积7.43万亩,平均亩产51.5公斤。在此之后,又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走向另一个极端,不管有水无水,一律禁止种稻,大搞一刀切,已经插上稻秧的,一旦发现也强行拔掉,不然就是政治路线问题,就是破坏生产,以反对党的领导进行批判。因此,1973年全区只种水稻1957亩,全市仅剩稻田2.4万亩。 1974~1977年主要为保护小站稻优良品种,而种了一部分水稻保种田,每年种稻面积控制在5000亩以内。稻田改旱后全区粮食产量明显下降,一度全区粮食亩产只有135公斤,以致高产粮区变成吃国家返销粮区,种旱的6年间吃国家返销粮达2340万公斤。 三、恢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天津市委提出“开源节流,自力更生,自备水源,恢复和发展小站稻生产”的指导思想,1977年水稻面积比前几年略有增加,到1978年面积已发展到4.35万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给水稻生产带来了新的活力。1979年,水稻面积扩大到10.5万亩,平均亩产323公斤,总产稻谷3396万公斤。1980年,水稻面积为13万亩,平均亩产272公斤,总产稻谷3537万公斤。到1981年又遇严重干旱,1~6月份降雨量仅74毫米,为常年同期的二分之一。 为抗旱夺丰收,区政府提出“两手准备,立足种旱”的决策,大量引进抗病高产的旱田作物品种,设法引导群众种足种好旱田作物,并根据历年水源变化规律育了一部分水稻秧苗,作好雨季到来时毁旱插秧的“两手准备”,当年全区利用雨季抢插水稻7.28万亩(主要是麦茬稻及雨季稻),秋后平均亩产124.7公斤,总产稻谷907.5万公斤。是年其他粮食作物产量也低,玉米亩产144.5公斤,小麦亩产38.5公斤,产值仍属水稻高。群众对此总结出一些经验,“种好麦子,育好秧,种上棒子(玉米)等插秧,看雨确定水和旱,两手准备心不慌”。在全区粮田面积逐年减少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逐年有所提高,主要原因之一是充分发挥水稻生产优势。 80年代后期,扩大水田面积。 实施了月牙河、卫津河、洪泥河3河打通工程及小水利配套工程,并对二级河道和主要干、支渠进行清淤,使之蓄水量达到540万立方米。另外开挖坑塘、洼淀建成一批养鱼池、养苇塘,小水库,共新建小水库13座,坑塘洼淀11处,共可蓄水576万立方米。小水库汛期蓄水排涝,旱时送水救急。还将城市污水净化和科学处理,用于稻田灌溉。并且发挥全部机井作用,实现渠水、井水、淡水和二淋水结合使用,每年种植水稻稳定在5~7万亩。 1985年,中央农牧渔业部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优质稻米座谈会,再次把小站稻列为名特产品,使小站稻区干部、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全区粮食生产从1985年始连续6年获得丰收,其中稻谷的增产起了保驾作用。 1995年,粮食总产7289.2万公斤,稻谷总产3151.8万公斤,占粮食总产的43.2%。 四、排灌方法 排水泄水工程 稻田废水、淋水通过排水毛渠、斗渠、支渠逐级落差,排泄进入大型干渠,而顺流入渤海。初期,马厂减河南有外边河排咸系统,在大沽入海河,马厂减河北及海河南岸的咸水,当海河落潮时排入海河流入渤海。1958年,提出清浊分流,咸淡分家。于1959年,开挖了贯通全区的大沽排水河,农田咸水,各排水河咸水可自然排入。 小站稻田排灌渠系的设置,都是采用排灌相间方式。灌水干渠设置在灌区最高地带,干渠的长短与大小,根据灌区面积的大小,灌水水源,排水出路的远近确定。斗渠的长短也依每条斗渠内的稻田面积确定,一般长1000~1500米,斗渠的间距一般为400米,排水间距主要根据土壤盐碱轻重和排水性能确定。土壤盐碱度轻,排水性能好的毛渠,间距为30米左右,土壤盐碱重,排水性能差的,一般间距为20米。排水沟的深度都在1米以下。 排灌形式〓小站稻在育苗期采用水床育秧,用水来调控秧田空气、温度、水份,遇有阴雨、低温天气,采用大水护苗,有时因水大造成烂秧、不扎根及绵腐病,而又采用适当落干练苗的办法,解决不扎根和烂秧问题。现今绝大部分采用改良水床育秧及塑料薄膜育秧,秧田灌水容易掌握。水稻插秧后,各生育阶段的灌溉管理方法,也不断改进,将50年代的大水漫灌法改为小水勤灌及间歇灌溉。只有在插秧后返青阶段及幼穗分化期、开花期、灌浆期采用深水灌溉,一般灌水深2~3寸。其余时期均保持浅水,并重视分蘖后期的落干烤田,以控制无效分蘖及后期倒伏,视稻田土质、肥力和水稻长势长相,掌握烤田程度,轻的烤田时间1周,重的烤田时间10天。 五、栽培特点 重视改良盐碱地 稻田的拉荒洗碱,是减低稻田盐碱程度的关键,它利用淡水把土壤中有害盐分溶解出来,然后通过水的下渗力,使盐分渗到排水渠内排出田外,通过充分洗盐把土壤中氯化物、硫酸盐等可溶性盐类,降到0.15~0.01%范围内。 农民重视拉荒洗碱的质量,首先是作好拉荒洗碱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检查田间灌溉排水工程有否坏漏的地方;其次是注意拉荒洗碱顺序和每块地拉荒次数和用水量,按先洼地、后高地、先近处、后远处的原则分段进行,顺序不能颠倒。拉第一遍荒时利用晒垡后土壤干燥,空隙度好,盐分易溶出,脱盐效果好的特点,用大水、深水且在地里停留时间长些,使土块内盐分一次溶出,所以水的深度要淹没全部土块,以免盐分聚集到尖部,形成盐碱土块。 第二遍拉荒水可小些。拉荒洗碱次数视土壤盐碱轻重而定,土地长芦草、茅草、马绊草的拉荒2遍,长有马绊草和间有黄蓿草的拉荒3遍,只长黄蓿草和碱蓬禾果的地要拉荒3遍以上。 80年代,由于水源逐渐紧张,为了节省用水,拉荒洗碱次数一般改为1~2遍,特别重视第一遍拉荒洗碱质量,只要拉好第一遍,可以将土壤中三分之二盐分排出,水源不足时不再拉第二遍。 农民把平整土地作为改良盐碱地的重要措施。 在开挖灌、排沟渠时如果堤埝缺土,则从地内高处取土,如果土方过剩,则把多余的土垫到地内洼处。还有在高处地块,每隔一定距离挖一条沟,将表土先放一边,底土倒在洼处,再把表土盖在上面,以免造成土壤肥力的悬殊。土地高低相差不大的,耙地时进行平整。盐碱地还要通过深耕晒垡,疏松粘重土壤,增加通透性能,以利溶盐和排盐。深耕在秋季或春季土壤干燥情况下进行,并尽量提早完成,以增加晒垡时间,深耕要求达到20厘米左右。农民对盐碱地改造,重视使用有机肥。小站稻田施用有机肥种类很多,有堆肥、厩肥,还有豆饼、碎皮、干鱼,以及不含有害盐分的城市杂肥,每亩使用量1~2立方米,在耕地时均匀撒在地里,通过耕翻压到土中。50年代,每亩稻田施有机肥5000公斤以上;70年代,推广种植绿肥;80年代,实行氮磷配比,磷肥突破,对盐碱地改良起到明显作用。 不断开发新技术〓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优质米生产开发,以满足市场及经济腾飞的需要。1985~1988年,共引进优质稻品种20余个,通过鉴定涟香1号、黑糯、京香1号、京香2号品种独特,能解决市场上特种需要,1988年,京香1、2号投入批量生产。区农业科技部门从1989年开始,在东泥沽二农场建立100亩无公害水稻生产基地,以有机肥取代化肥,以优种合理栽培,以生物农药取代化学农药。所产稻米经中国北方食品监测中心化验,表明在影响米质的21项有毒物质指标中,18项为零,3项低于国家控制标准。区政府投资在东泥沽村建精米加工车间,批量生产小包装精米(亦称免淘米),专门供应宾馆及大饭庄。 区有关部门大力推广水稻测土配方施肥。1985年,葛沽镇水稻专业户郑永泰承包的500亩稻田,采用配方施肥方案,比原来自行施肥方法,每亩增产稻谷32公斤。1986年,咸水沽水稻专业户吴国良承包稻田70亩,采用配方施肥,效果也比较好。 1988年,全区稻田已经普遍推广。1990年,区建立配方加工车间,批量生产配方复合肥。稻田的机耕、机耙在70年代已普及,而育苗、插秧、收割和加工作业的机械化在70年代仅停留在试验阶段,从80年代开始推广。80年代末,确立了水稻全方位机械化生产,实施万亩水稻机械化作业示范工程,各项工序全部由机械化代替人工,再配以模式化栽培技术,南洋、东花园、东泥沽等村首试成功,取得较好效果,通过专家鉴定。 六、种植技术 小站稻米质优良,米粒微长淡绿,晶莹透明,如玉似冰,蒸熟后银珠粒粒,芬芳四溢,庭院飘香,故而闻名中外,远销欧亚各国。小站地区水稻种植形式多样,有春稻(禾直秧)和晚稻(麦茬秧)之分,春稻品质较优,晚稻前茬种麦子一年两熟产量高。 稻区农民重视培育壮秧,在育秧方法上,过去一直采用水床育秧。但技术性强,稍有管理不当,即发生烂秧。秧田采用旱耙地及日灌夜排的灌溉方法是防止烂秧的主要措施。1956年后,试验改良水床育秧,成苗率高,一般都在85%以上,芽象锥尖,粗壮,根数比水床多,到60年代大面积推广。60年代中期开始塑料薄膜育秧,出苗迅速整齐,保苗率达到90%以上,秧苗生长快、粗壮、根长、根多、叶色绿,此方法延用至80年代。 80年代后期推广水稻盘育秧(与水稻插秧机配套),有的还搞铺纸育秧,都取得成功。 插秧旧有“栽稀长密”的习惯,一般行距在8~9寸,最稀地达到1尺见方。1955年,区推广水稻密植,依靠主茎争取分蘖是水稻高产的重要措施,主、蘖穗比例要求达到1∶1.5。 水稻种植密度普遍提高到甩六退六(即六寸),甩六退七,每亩插秧1.4~1.6万墩,每墩插6~8株,这种密植延用了10余年。60年代中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水稻密度进一步提高,一般采用甩六退五,每亩插秧1.6~2万墩,每墩5~7株。1967~1968年推广辽宁省的拉线插秧法,确保一定行距。70年代,种植密度减小,成为甩六退七。80年代,学习柏各庄农场水稻密植高产经验及辽宁大垄密植经验,种植密度又有提高。以行距9寸,株距3寸或4寸,每墩3株的大垄密植提高产量,表现有效穗多,倒伏轻,发病率低,田间管理方便等特点。 挠秧既除去田间杂草及混杂的稻株,且可疏松土壤,促进根系发育。对挠秧质量50年代以前要求很严格,要搜墩过垅,提稗子抹埂。将稻田用手抓一遍,挠秧要弯腰在秧垅中间用手和脚除草松土,把拔下来的草、稗等埋到秧田泥土里,一可积肥,二可净地。一般秧田挠2~3遍,个别的挠4遍。 七、品种变更 北宋在河北沿边屯田种稻时,系引用江东品种,栽培较为普遍的有红莲稻、金城稻、罢亚稻,而津南地区种植较多的属红莲稻。清光绪年间,小站屯垦稻田,种植从安徽引入的大、小红芒,大、小白芒,齐头白等早熟稻品种及适应深水处栽种的葡萄红、葡萄黄品种。1916年,直隶农事试验场试种水稻新品种,当时栽培的有大白芒、小站糯稻、北京红马尾、北京白马尾、北京紫金,并试种从日本引进的关取、青杆、细杆等品种。 1938年,种植从日本和朝鲜引入的中生银坊主(简称银坊)、爱国(又名金钢稻)、陆羽132、水源52、水源85等品种。 1951年,小站幸福之路农民用“一穗传”的办法,从水源系统中选育出水源300粒,成为境内第一个自己选育成功的品种,表现高产优质,渤海农垦局要求单打单收,积极繁育,扩大种植面积。到50年代中期银坊、水源300粒,成为小站稻区种植的两大主要栽培品种。这是建国以后区内水稻品种的第一次更新。 50年代末期,引入野地黄金(农垦39)、白金(农垦40)。60年代初,引入万两(定名小站101)。 到1965年野地黄金、白金、小站101成为主要种植品种,占水稻种植面积的90%,尤其是野地黄金品种占水稻种植面积的60%以上。这些品种普及很快,对提高稻谷产量和品质起了很大作用。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二次更新。 60年代中期,引进试种天津市水稻育种单位选育出的一批新品种。 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393、红金、红旗8号、红旗12号、津辐9号、东方红1号、京引33种植面积较大,占水稻种植面积的80%,特别是东方红1号品种占水稻种植面积的50%。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三次更新。 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恢复小站稻生产,品种变化比较频繁。引进天津市科研院校选育的红旗16,红旗23,花育1号,6702等共有29个品种。 1980年,评选出红旗16号、红旗23号、花育1号、垦丰5号、中丹2号、喜峰、京引47为主要推广品种,1980~1984年占水稻种植面积的67%。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四次更新。 1985年,丰产性、抗病性好,品质优良的中花8号、中花9号、津稻1187、7708、津粳3号,推广面积占水稻种植面积的80%。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五次更新。 到1990年,津稻1187、津稻8311、中系8215、中作321种植面积占水稻种植面积的87%。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六次更新。 1990年后,中系8215、中作321抗稻瘟病能力减退,种植面积下降。1995年,以种植津稻1187为主,并有少量中花12号、京花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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