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5月8日，大同市云冈石窟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已成为国内各界人士参观游览的重要场所，也是国际友人倾慕和向往的旅游胜地。在这绵延一公里的石雕群中，雕像大至十几米，小至几公分，巨石横亘，石雕林立，蔚为大观。他们有的正襟危坐，栩栩如生，有的载歌载舞，神采飞扬，或击鼓或敲钟，或手捧短笛，或怀抱琵琶，悠然自得，笑迎游人。这些佛像、飞天、赞助者、供养人的面貌和衣饰上，都留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这些佛像与乐伎刻像，还明显地流露着异域色彩。在我国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吸取、融汇了印度犍陀罗艺术及波斯艺术的精华，这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性劳动的智慧结晶，也是他们与其它国家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周山北崖，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000米，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据文献记载，北魏和平年间（公元460年至465年）由一个著名的和尚昙曜主持，在京城（平城，今大同市）西郊武周塞，开凿石窟五所，现存云冈第16窟至20窟，就是当时开凿最早的所谓“昙曜五窟”。其他主要洞窟，也大多完成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从石窟所保存的纪年铭刻和艺术风格上看，这处宏伟的艺术工程基本上都是北魏的遗物，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5万 1千余尊。大佛最高者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 云冈石窟以气势宏伟，内容丰富，雕刻精细著称于世。古代地理学家郦道元这样描述它：“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是当时石窟盛景的真实写照。云冈石窟雕刻在吸收和借鉴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同时，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艺术风格，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今天，它已成为中外游人倾慕和向往的旅游胜地云冈石窟(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也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

       云冈几十个洞窟中以昙曜五窟开凿最早,气魄最为宏伟。第五、六窟和五华洞内容丰富多采, 富丽瑰奇,是云冈艺术的精华。
第一、二窟
       两窟为双窟，位于云冈石窟东端。一窟中央雕出两层方形塔柱，后壁立像为弥勒，四壁佛像大多风化剥蚀，南壁窟门两侧雕维摩、文殊，东壁后下部的佛本生故事浮雕保存较完整；二窟中央为一方形三层塔柱，每层四面刻出三间楼阁式佛龛，窟内壁面还雕出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形象资料。
　　
第三窟

       此窟为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的洞窟。前面断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室，前室上部中间凿出一个弥勒窟室，左右凿出一对三层方塔。后室南面西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丰满、花冠精细、衣纹流畅的三尊造像，本尊坐佛高约10米，两菩萨立像各高6．2米。从这三像的风格和雕刻手法看，可能是初唐（公元七世纪）时雕刻的。
  
第四窟
       窟的中央雕一长方形立柱，南北两面各雕六佛像，东西各雕三佛像。南壁窟门上方有北魏正光纪年（公元520一525年）铭记，这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晚的铭记。

第五窟
       位于云冈石窟中部，与六窟为一组双窟。窟分前后室，后室北壁主像为三世佛，中央坐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窟的四壁满雕佛龛、佛像。拱门两侧，刻有二佛对坐在菩提树已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两窟窟前有五间四层楼阁，现存建筑为清初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建。

第六窟
       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两层方形塔柱，高约15米。塔柱下面叫层大龛，南面雕坐佛像，西面雕倚坐佛像，北面雕释迎多宝对坐像，东面雕交脚弥勒像。塔柱四面大龛两侧和窟东、南、两三壁以及明窗两侧，雕出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第七、八窟
       两窟为一组双窟，两窟窟前有三层木构窟檐。七窟分前后室，后室北壁主像是三世佛，东、西、南三壁布置了本生故事浮雕和表现佛传故事的佛龛。窟顶平棋飞天和南壁门拱上部的六个供养天人，雕刻十分精美；八窟四壁雕像风化严重。门拱西侧刻有五头六臂乘孔雀的鸠摩罗天，东侧刻有摩琉首罗天，雕刻技巧与造型都较成熟、这种题材，在云冈心窟是罕见的特例。

第九、十窟
       两窟为一组双窟，九窟分前后室，前室南壁凿成八角列柱。后室窟门上凿明窗。前室东西壁雕出三间仿木构建筑的佛龛，壁面满刻佛像、飞天。后室北壁主像是释迦佛；十窟也分前后中，后室门拱内外两面有精雕的图案花纹，结构严谨，富于变化。

第十一至十三窟
       三窟为组石窟。十一窟正中凿出方柱，四面各雕上下龛。东壁上部有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造像题记，是研究云冈石窟开凿历史的重要资料；十二窟前室正面凿成三间仿木构建筑的窟檐。东西壁也雕出三间仿木构建筑的佛龛，窟顶雕有伎乐天，手持排萧、琶邑、笛、鼓等乐器；十三窟南壁上层的七佛立像和东壁下层的供养天人，是这个窟中的精品。

第十六窟
       第十六至二十窟，是云冈石窟最早开业凿的五个洞窟，通称“昙曜五窟。”十六窟为平面呈椭圆形。正中主像释迦像，高13.5米，立于莲花座上，周壁雕有千佛和佛龛。

第十七窟
       主像是三世佛，正中为交弥勒坐像，高１５.６米。东、西两壁各雕龛，东为坐像，西为立像。明窗东侧的北魏太和十三年（公元４８９年）佛龛，是以后补刻的。

第十八窟
       主像是三世佛，正中的身披千佛袈裟的释迦佛，高１５.５米。东壁上部的弟子群，雕刻技法十分熟练，堪称杰作。

第十九窟
       主像是三世像，窟中的释迦坐像，高１６.８米，是云冈石窟中的第二大像。窟外东西凿出两个耳洞，各雕一身８米的坐像。

第二十窟
       窟前带大约在辽代以前已崩塌，造像完全露天。立像是三大佛，正中的释迦坐像，高13．7米，这个像面部丰满，两肩宽厚，造型雄伟，气魄浑厚，为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作。

十大看点
看名
       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建都平城即今大同期间留下的一座历史丰碑，是世界遗产、国之瑰宝、大同文化名片，一批批中外游人慕其盛名纷至沓来。

看形
       武周山，亦名武州山，在大同城西山中。宋《太平寰宇记》引《冀州图》云：“武周山在郡西北，东西数百里，南北五十里。山之南面，千仞壁立。”云冈石窟即因武周山南缘斩山开凿。

看窟
       云冈石窟的洞窟类型多样，结构复杂。主要有大像窟、佛殿窟、云冈石窟景观（二）(20张)塔庙窟、僧房窟、禅窟等，其中前三种是云冈洞窟的主要类型。

看佛
       佛、菩萨、弟子、护法等作为宗教人物形象的出现，是伴随着佛教美术轨迹发展而发生的。

看画
       掀开云冈石窟这部精美的“石书”，便似打开了一幅绝伦的卷画，在以佛、菩萨、弟子、飞天为主要内容的画面中，亦点缀着一些佛经故事画。这些故事画，虽不为雕刻内容的主流，但它却与石窟中的其他雕刻一样，烘托着主题，扮靓了洞窟，使云冈石窟这颗耀眼明珠，绽放出特有的艺术光彩。

看艺
       云冈石窟乐舞雕刻，是古代多元文化结合的产物，各民族深厚悠久的民间乐舞艺术在此积淀。经调查统计，石窟中目前有22个洞窟雕刻乐器图像，尚存各种乐器雕刻500余件，27种，乐队组合60余组。有表现佛界或俗界的专门性伎乐，也有点缀于壁面空间的图案化装饰性伎乐；有规模宏大，形式俊丽的天宫伎乐，也有态势缥缈悠逸、具有回旋流动之美的飞天伎乐。

看史
       鲜卑族拓跋部是一支兴于阴山山脉以南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公元386年，鲜卑拓跋崛起，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建立了北魏政权。随后，又威服塞北各族，于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市，平城作为北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达96年。鲜卑拓跋风俗淳一，原本不信佛法，与魏晋通聘后，特别是经过什翼犍的引进介绍，才开始接受佛教。

看人
       1500多年来，云冈石窟令多少文人墨客、名流学者、达官贵人为其倾倒、歌咏，留下了许多千年不朽的佳作，极大地丰富了云冈石窟的文化内涵。

看联
       匾联雅俗共赏，素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云冈石窟，历代留下许多楹联，为世界文化遗产增光添彩。
 　　五窟正面悬特命总督兵马侍郎佟养量于清顺治辛卯1651夏题写的匾[大佛阁]。
       门联为：
 　　佛境佛地乘建佛心成佛像
 　　云山云岭带将云水绕云城
 　　六窟里门正中悬康熙御笔题写的匾[庄严法相]。
 　　外门联：
 　　性本明慧镜万古灵光昭云水含类群生都成就善男信女
 　　心地从慈航千秋普度皈佛法微言广训共娱游寿世康庄
 　　门楣联：山色随云秀 佛灯共日长
看寺
       云冈石窟早在窟前营造的木结构建筑，称“十寺”，又作“十名”。
 　　“十名”之说约自辽代开始。金代十名尚存，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中记载“……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示，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教，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
 　　明成化十年（1474年）胡谥等修纂的《山西通志》卷五“寺观”条云：“在大同府城西三十五里，后魏时建，始于神瑞，终于正光。凡七帝，历百十有一年。其寺：一同升。二灵光。三镇国，四护国，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华严，九天宫，十兜率。寺内有元载所修石佛二十龛，金皇统间修。”明·正德张钦纂修《大同府志·寺观》卷四　、明·嘉靖《大同府志》卷五补记载中均与“成化志”略同。清·顺治胡文烨撰《云中郡志·建置志》云：“石窟十寺……内有元载所修石佛二十龛。壁立千仞，面面如来。总督佟于顺治八年率属捐赀，大为修葺。俾殿阁楼台、香积禅林金碧莹煌。岿然雁北一胜境也”。 　       “十寺”的荒废，约在明中期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