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哈尔滨市邮政局各营业厅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景象：沿门口处一字排开一张张桌子，桌子上铺着桌布，上面放着信纸、信封和简单的文具，桌子旁坐着一些年近花甲戴着老花镜为人代写家书的人。
 
　　代人写家书是旧社会稍有文化的穷苦人谋生的一种手段。那时，普通百姓生活都很困难，常常吃不饱穿不暖，哪有钱供孩子读书呢，所以大字不识的文盲特别多。

　　哈尔滨是个移民城市，移民的构成有从山东、河北来哈尔滨修建中东铁路的工人，还有后来松花江通航和开埠通商到东北经商的人。这些人时常要给家里写书信报平安，或将打工赚来的血汗钱寄回老家供养父母和妻儿，因为目不识丁，只好求人写信，所以信桌这个行当也就应运而生了。

　　信桌，一般都设在邮局的营业厅里，也有的设在邮局外边，信桌的多少则根据营业厅的面积和用户多少而定，多的有十几张，少的一两张。当年哈尔滨道外五道街邮局是设立信桌最多的邮局，因为道外是当年中国人的聚集区，顾客需求量很大，生意也十分火爆。设立信桌是有讲究的，不是你会写几个字，随便搬个桌子摆在哪儿就行，而是先要向邮局申请，经过邮局的“资质”审查后才能设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得找一个保人。为什么要找保人呢？这是因为信桌的代笔人虽然经过“资质”审查，但也不能完全制止见财忘义之小人。当年道外五道街邮局就曾发生过一起代笔人欺骗顾客的事件。事件的当事人是一位山东顾客，他到邮局准备给家里汇200元钱，找信桌代笔人填写汇款单，结果，代笔人把收款人的地址写成自己家的地址，填好后交给寄信人，让他到窗口去汇款。然后，代笔人把收据要来藏了起来。过了好长时间，寄信人收不到家里的回信，就跑到邮局去询问，说是不是邮局把钱给邮丢了？经过邮局反复查询得知，是代笔人玩了偷天换日、移花接木的把戏。案发后，代笔人被送到法院被判了刑。从那以后，设立信桌的门槛越来越高了。

　　在邮局营业厅摆信桌位置很关键，越靠近门口生意越好。起初，信桌的摆放位置是根据申请人申请时间的早晚而定。后来，为了公平起见，将信桌编上号，采取位置轮换，如果今天一、二号靠近门口，那么第二天就是三、四号靠近门口，周而复始，每个人机会均等。在营业厅摆信桌纯属公益事业，邮局为了方便用户，不收占位费、管理费。这样，每个信桌每天都能赚一两元钱，生意好的时候能赚到三四元钱。

　　同样代人写书信，生意也有好有坏。上世纪20年代末，在道外五道街邮局工作过的陈纪滢先生回忆说，当年道外地区居住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这些人主要是来自山东河北的民工，每到开饷的日子到邮局寄钱的人特别多。那个时候，道外五道街邮局、营业厅摆了12个信桌，时间长了，他发现三号信桌一个姓任的先生不论他轮到什么位置，找他写信的人都特别多，数他的生意最红火，有时每天忙得连饭都来不及吃，他就好奇地问任先生：“你的生意好是不是干的年头多了？”他回答说：“年头多了固然重要，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收信人回信最重要，因为寄信人往家里寄钱或写信都盼着家里早点收到，你信写得再好，如果长时间没收到家里回信，寄信人会着急，甚至怨恨写信人，时间长了，就不会找你写信了；相反，收信人能尽快回信，寄信人就会很高兴，下次会再来找你。”

　　那么，如何让收信人尽快回信呢？任先生说：“其实很简单，第一，就是把地址写清楚，因为山东口音重，发音不准确，常把即墨说成济密，这就需要你熟悉地名，把地址写准确了。收信人除了写上大名，最好再注上收信人在村子常叫的小名、绰号，如“二楞子他爹收”、“锁柱媳妇收”。这样，村里人收到了信就会很快送到他家里；第二，在信里反复“尽快回信”、“千万快写回信”、“急速回信”，甚至写“秃儿的娘啊，你若不能回信来，我就不能活了”，收信人自然就很快回信来；第三，最好使用挂号信，保证信不会丢失。这三条做到了，哪怕你信写得不成句，都没关系。看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个代写书信的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经验，了解用户需求，并采取有的放矢的措施，用心地为顾客服务，使他能够在竞争中胜出，把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逐渐提升，信桌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就逐步消失了。

　　现在，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通信手段的多样化，信函作为普通百姓的一种通信手段的功能也逐渐在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