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云谷川刘家堡(今湟中县刘家堡)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家境贫穷，在私塾上学时“食品只有炒面而常虑不足”，因而人们戏称他是“炒面秀才”。

　　他目睹和体察人民群众疾苦，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的诗歌旨在针砭时弊，反映人民疾苦，构成了现实主义的基调。

　　他20岁时，考中秀才，到西宁湟中书院深造。据《西宁府续志》记载，光绪甲辰科，经过寒窗苦读的他终于考中进士，成为了青海历史上最后一位进士。

　　在青海文化史上，李焕章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多以所处的时代环境为背景，以自身的所睹所感为基调，反映和揭露社会现实，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抱有很深的同情。

　　一

　　据我省地方史学者李逢春先生介绍，李焕章，家中排行第九，字文斋，号奋生，又号惜阴轩主人。1867年，生于西宁云谷川刘家堡(今湟中县刘家堡)。在李焕章祖父李清时，他们的家境颇为富裕，他的父亲李彬是李清的第三个孩子，从小勤奋好学，一心想通过科举考试 “以为门第光”。同治年间河湟事变发生，李家经过这种变故，从此家业凋零，李彬只好放弃学业开始务农，以养家糊口。面对这样的生活，李彬把科举成名的愿望倾注到了李焕章的身上，想着孩子能实现他的梦想。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李彬先是口传身授，教李焕章诵习四书五经，制艺试帖之类。孩子16岁时，他又把李焕章送到了外村私塾求学。此时的李焕章，对家庭经济的窘困情况已经有所了解，所以请求父亲允许他放弃学业，回家务农，以便减轻家庭的负担。李彬看到孩子的一片孝心后非常感动，可他知道孩子不能辍学，表示家中不论有多大困难，也要他坚持学习，说：“尔书，吾乐此不为疲也。”

　　也就是在父亲的鼓励下，李焕章刻苦攻读，为了读书，他会珍惜每一点时间。十年寒窗，1887年，李焕章考中秀才，到西宁湟中书院学习深造，这一年他刚好20岁。这时，李焕章的家境更加贫困，再加上当时西宁地区遭饥荒，虽然李彬节衣缩食供李焕章读书，但经常还是“箪瓢常空，昼粥犹断”“食品只有炒面而常虑不足”，所以人们戏称李焕章是“炒面秀才”。1890年，李焕章回到家乡教书，来贴补家用。时间不长，李彬去世，家庭生活的担子全部压到了李焕章身上。李焕章一面继续教书维持家庭生活，一面坚持自学。

　　二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李焕章考中举人。此后，他接受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民主主义思想。第二年，李焕章参加礼部会试，廷试为一等，签分度支部制用司主事。1924年，因胃病复发，不治而逝，年仅57岁。

　　李焕章去世后，诗人基生兰有《西江月·哭亡友李文斋》道：畴昔诗文契合，有时道义箴规。每因抱病苦相违，况与斜阳同坠。落月屋梁增感，暮云春树兴悲。何年华表鹤来归，须洒两行老泪。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

　　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科举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到了清末时期，科举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消失了。

　　李逢春先生说，关于李焕章参加礼部会试，考中进士的时间，《西宁府续志》作“光绪甲辰科”，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而李焕章亲撰的《湟中云谷李氏家谱》和《惜阴轩诗草·李文斋府君行述》中的有关文字记载都是“丁未科”，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但是，有关史料记载，科举制度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清政府明令废除了。这两个时间究竟哪个正确，还需要地方史学者进一步研究。

　　三

　　李焕章在成长中目睹和体察了人民群众疾苦，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时人评李焕章的诗“不屑以嘲风月，弄花鸟见长”，而是“蒿目时艰，怆怀民隐”“颂言急切，无所回护”。今天存诗226首，词39阕，辑为《惜阴轩诗抄》。据记载，他还著有《弁言实业杂记》《寡过堂日记》《惜阴轩诗话》等，可惜今天遗失了。

　　“李焕章生长在青海，对家乡的民族风情的描写形象生动、细致入微。他的山水诗清新明快，反映出诗人对祖国山水的爱恋之情。他的词，或抒发所感，或写情状物，往往构思精巧，清新婉丽，大有婉约派风韵。”李逢春先生说。

　　李焕章的诗歌除了婉约的风格外，同时还用犀利辛辣的笔触揭露了那些千金一掷、穷奢极侈的官史豪贵，深刻地指出他们所挥霍的都是民脂民膏。颈联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描绘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个对立的方面，从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也可以看出诗人对人民群众的同情心。《丰州杂咏》是李焕章任绥远县知县时写的。“国匮生计蹙，官邪意气高；有财皆尔禄，无傣不民膏。寸缕终年著，千金一掷豪；广宴长席上，曾否听饥号？”

　　青海从清同治年间始，官府向农民在正额田赋之外加征“营买粮草”，到民国时加在农民身上的完全成为只有“营买之名”，并无“营买之实”的沉重负担。农民辛勤劳作一年，交完田赋、“营买粮草”以后，则十室九空。每年九、十月间兵役下乡追缴粮草急如星火，在缴纳时又要受到官吏的百般刁难、克扣和勒索。李焕章在《湟中杂咏》中揭露这一弊政时写道：“采买何年始，苍黎近代穷。营粮千廒裕，廪粟四乡空。忍视飞刍苦，谁知射利工。军门深万里，难得此言通。”诗人对这一“大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揭露，在当时军阀统治下的青海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但诗人把革除这一弊政的希望寄于统治者了解民情上，这反映出了诗人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

　　李焕章的很多诗歌，我们可以当作历史来读。诗中的内容不仅揭露时弊，同情人民，而且提出了补时弊，救黎庶的主张。他用诗阐述、宣扬这一思想和主张，这就形成了他的说理诗。如他批驳迷信风水的陋习，提出“勤者富之基，惰者贫之始，贫富本靡常，惰勤考素历”。他借诸具体实例，由此及彼，娓娓道来，似与友人促膝谈心，读来饶有兴味，也颇具说服力。

　　在青海历史上，李焕章是最后一位进士，他胸怀天下，忧国忧民，而且留下了大量的诗作，对研究青海的地方历史文化有重要的意义。